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节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逺也。
   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，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隠君子者出而试之，观其所以，微见其意者，皆圣贤相与警戒之意，而世不察，以为鬼物，亦已过矣！且其意不在书，当韩之亡，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锯鼎镬，待天下之士，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，虽有贲育，无所复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锋不可犯，而其势未可乘，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，而逞于一击之间。当此之时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间不能容发，盖亦已危矣！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？其身之可爱，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，不为伊尹太公之谋，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之计，以侥幸于不死，此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，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后可以就大事。故曰孺子可敎也。楚庄王伐郑，郑伯肉袒牵羊以逆。庄王曰：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！遂舍之。勾践之困于?稽，而归臣妾于呉者，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刚也，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刚鋭之气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，何则？非有生平之素，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，而命以仆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，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。观夫髙祖之所以胜，而项籍之所以败者，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；髙祖忍之，养其全锋而待其毙。此子房敎之也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，髙祖发怒，见于词色，由此观之，犹有刚强不忍之气，非子房其谁全之？太史公疑子房，以为魁梧竒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，不称其志气，呜呼！此其所以为子房欤！

《留侯论》译文

    在古代称得上豪杰之士的人，一定具有超越常人的气度和节操。普通人遇到了难以忍受的事情时，就会拨出剑来，冲上去捞斗，这算不上真正的勇敢。天下有大智大勇的人，对于意外事件的突然降临一点也不惊慌，无缘无故对他加以侮辱能够不被激怒，这就是因为他的抱负十分宏大，志向特别高远的缘故。
　　张良在圮上接受一位老人赠兵书的传说，这件事确实太怪诞不经了。那怎么能知道不是秦代隐居的君子，特意出来考验张良的呢？看他们各自都有不便道破的深意，是有大智者在相互进行着揣摩和试探。世俗之见把圮上老人看作鬼神本来就已经错了，还把老人的用意看作是向张良授书就更不对了。当韩国灭亡，秦国正处在强盛的时候，秦国用刀、锯、鼎、镬等种种酷刑，来对付天下有才能的人。平白无故道到杀戮的人，真是难以计其数。那时即使有古代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士，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本领。像秦始皇那样施行严刑峻法非常急切的人，他的锋芒的确势不可挡，但是等到他疲惫的时候却有机可乘。然而少年张良却不能忍耐一时的激愤，想用个人的力量，在一次阻击之中逞强。张良虽然侥幸没有死，但实际上生死之间连一根头发也容不下，那是何等危险呵！贵族子弟，不愿死于盗贼之中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他们懂得生命的可贵，不屑于在同盗贼相斗中死去。像张良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，不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去深谋远虑，却只想采用荆轲与聂政那样行刺的小计谋，企图在侥幸中保存性命，这正是圮上那位老人为他感到深深惋惜的地方。正因为如此，老人才故意在他面前摆出高傲无礼的姿态，让他受到狠狠地刺激，如果能够忍受下去，他才可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。（他真的忍受下来了）所以老人才说：“这小子是可以教好的！”
　　楚庄正在宣公十二年讨伐郑国时，郑襄公曾袒露着上身，牵着羊去迎接他以表示臣服。楚庄王说：“一国之君能这般屈己尊人，他的百姓必定信服他并为他卖命。”于是他下令退兵言和。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困于会稽山上，被迫带着臣妾到吴国去做人质，在那里整整三年没有流露出任何厌倦与不满。少时张良虽有复仇大志，却不能屈己尊人，这不过是凡夫俗子的勇猛。那位圮上老人，认为张良才智有余，但担心他缺乏度量，所以才无情地挫伤他那年轻气盛的刚强暴躁的脾气，让他能够忍受那些微不足道的愤怒，而去实现他远大的谋略。圮上老人与张良平生素不相识，突然在荒野相遇，却傲慢地命令张良去替他干奴仆所做的事，而张良却十分坦然地去做了，一点也没有惊诧愤怒的情绪，这就说明张良已经成熟了，秦始皇已经不能惊扰他的谋略而使其盲动，项羽也无法使他激怒而去冒险了。
　　现在来看刘邦、项羽争夺天下，最后刘邦之所以能胜，项羽之所以失败，完全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。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，虽然所向无敌，但他滥用武力任性暴怒终归失败。刘邦却能够忍耐，保存实力发展壮大，等待时机而最后消灭项羽。这完全是张良给他谋划的结果。后来当淮阴侯韩信夺取齐地之后请求刘邦封他为假王时，刘邦大怒，立刻从言语和面部表现出来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刘邦还是不善于忍耐，要不是张良及时劝阻他能最终获得胜利么？
　　司马迁曾想象张良是一位高大奇特的人物，后来才知道他长得相貌和妇人女子一般，觉得相貌与他的志向和气节一定也不相称，其实这正是张良的过人之处。

《留侯论》题解：

北宋嘉佑六年（１０６１年），苏轼２６岁，在京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，最后仁宗在崇政殿御试，苏轼入第三等（宋开国以来，入三等者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）。试前，苏轼献进策、进论各２５篇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，本文是进论的第１９篇。
　　留侯，指张良，字子房。五世相韩，韩为秦灭，寻秦复仇，破家散金，求得力士沧海，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，误中副车，大索天下十日，弗获，匿迹下邳。后佐高祖定天下，辞官归隐，从赤松子游。史有留侯世家。良为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，高祖平定天下，大封功臣，而良无战功。刘邦说：“运筹策帷幄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子房功也，自择齐三万。”良辞不受，后封为“留侯”。留，城名，在今徐州市，有一种说法，具体在今睢宁境内。
　　本文是一篇进献给皇帝的史论，目的在于应试求官，向考官和皇帝显示才华，所以写作时很用力，是苏轼青年时代的重要作品之一。
　　留侯一生事迹很多，可论者不少，作为一篇史论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必须有重点、有所侧重地选择材料，苏轼则是紧紧围绕题旨——“忍”。作者在留侯一生丰富的材料中，只选取了两件最能体现留侯能“忍”的典型材料，一是圯上老人授书教“忍”，一是留侯佐高祖定天下并教之以“忍”。前者是留侯之“忍”的来源，即“得忍”，后者是留侯之“忍”的历史作用，即“用忍”。

《留侯论》分析：

本文可分五段。

第一段以虚笔泛写豪杰之士的忍与不忍，以“忍”立论，是全篇文章的骨架，从而总领全文。其余四段以实笔具体写子房之“忍”，围绕“忍”字展开论证。　　

第二段写子房得忍。先写圯上老人授书，而又意不在书，在于教子房能忍，文笔曲折，富于变化。

第三段，写郑伯、越王忍而成事的史实，从正面衬托子房能忍。文笔弯曲之后而又归于正题。

第四段，写子房用忍，表明能忍的历史作用。

第五段，写不能以貌取人。末段虽说是又出一意，但与“忍”字能相关，并不离题。实际上，末段用子房的“状貌”反衬子房能忍的胸怀，不仅不离题，也不仅仅是与题能相关，而是从另一角度深刻地表现了主题，对上文来说是锦上添花，也可以说是全文极尽曲折变化之后的“余波”。

以上五段，连坠成文，结构严密，而文笔曲折，滔滔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，正如王遵若所说：“此文若断若续，变幻不羁，曲尽文家操纵之妙。”

　　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。举目见子，潸然流涕，曰：“狱吏悉受赇嘱，日夜搒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写状。趁城隍早衙，喊冤投之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。席愤气无伸，冥行百余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诸郡司。迟至半月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赴案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投至门辞去。

　　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。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犹未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笞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，谁教我无钱也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捽席下，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王曰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仰置其上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上大呼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曰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忍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半身辟矣；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上堂大声以报，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，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复问如前；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

　　席念阴曹之昧暗尤甚于阳间，奈无路可达帝听。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二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捽回复见冥王。窃疑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鸣呼为。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，于愿足乎？”乃注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反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！”席张目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挞楚耶！请反见王，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，行数步辄憩路侧。鬼含怒不敢复言。约半日至一村，一门半开，鬼引与共坐；席便据门阈，二鬼乘其不备，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。魂摇摇不忘灌口，约奔数十里，忽见羽葆来，幡戟横路。越道避之，因犯卤簿，为前马所执，絷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。问席：“何人？”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缅诉毒痛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，车中人各有问讯。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诉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；顷刻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

　　“勘得冥王者：职膺王爵，身受帝恩。自应贞洁以率臣僚，不当贪墨以速官谤。而乃繁缨棨戟，徒夸品秩之尊；羊狠狼贪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斫，斫入木，妇子之皮骨皆空；鲸吞鱼，鱼食虾，蝼蚁之微生可悯。当掬江西之水，为尔湔肠；即烧东壁之床，请君入瓮。城隍、郡司，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虽则职居下列，而尽瘁者不辞折腰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。乃上下其鹰鸷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狯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！是宜剔髓伐毛，暂罚冥死；所当脱皮换革，仍令胎生。隶役者：既在鬼曹，便非人类。只宜公门修行，庶还落蓐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？飞扬跋扈，狗脸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。肆淫威于冥界，咸知狱吏为尊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。当以法场之内，剁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，捞其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诈。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。余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偿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。”

　　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。”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：令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，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又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

　　自此，家道日丰，三年良沃遍野；而羊氏子孙微矣；楼阁田产尽为席有。即有置其田者，必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；既而种作，则终年升斗无所获，于是复鬻于席。席父九十余岁而卒。

　　异史氏曰：“人人言净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复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〔１〕　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。〔２〕　会馆　旧时都市中同乡会或同业公会设立的馆舍，供同乡或同业旅居、聚会之用。〔３〕　长班　旧时官员的随身仆人，也用来称呼一般的“听差”。〔４〕　伊孛生（Ｈ. Ｉｂｓｅｎ，１８２８—１９０６）　通译易卜生，挪威剧作家。泰戈尔（Ｒ. Ｔａｇｏｒｅ，１８６１—１９４１），印度诗人。一九二四年曾来过我国。当时他的诗作译成中文的有《新月集》、《飞鸟集》等。雪莱（Ｐ. Ｂ. Ｓｈｅｌｌｅｙ，１７９２—１８２２），英国诗人。曾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，因传播革命思想和争取婚姻自由屡遭迫害。后在海里覆舟淹死。他的《西风颂》、《云雀颂》等著名短诗，“五四”后被介绍到我国。〔５〕　庙会　又称“庙市”，旧时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，设在寺庙或其附近的集市。〔６〕　赫胥黎（Ｔ. Ｈｕｘｌｅｙ，１８２５—１８９５）　英国生物学家。他的《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》（今译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》），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重要著作。〔７〕　草标　旧时在被卖的人身或物品上插置的草杆，作为出卖的标志。〔８〕　摩托车　当时对小汽车的称呼。〔９〕　《诺拉》　通译《娜拉》（又译作《推偶之家》）；《海的女人》，通译《海的夫人》。都是易卜生的著名剧作。〔１０〕　书券　购书用的代价券，可按券面金额到指定书店选购。旧时有的报刊用它代替现金支付稿酬。〔１１〕　拔贡　清代科举考试制度：在规定的年限（原定六年，后改为十二年）选拔“文行计优”的秀才，保送到京师，贡入国子监，称为“拔贡”。是贡生的一种。

    屈原既放，游于江潭，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
    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1与！何故至于斯？”
    屈原曰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
    渔父曰：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，何不淈2其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3其糟而歠其酾？何故深思高举4，自令放为？”
    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；安能以身之察察5，受物之汶汶6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！”
    渔父莞尔而笑，鼓枻7而去，乃歌曰：“沧浪8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遂去，不复与言。

注释：

1.三闾大夫:掌管楚国王族屈、景、昭三姓事务的官。屈原曾任此职。
2.淈(gu3古):搅混。
3.餔(bu3补):吃。歠(chuo4啜):饮。酾(li2离):薄酒。
4.高举:高出世俗的行为。在文中与"深思"都是渔父对屈原的批评,有贬意,故译为(在行为上)自命清高。举,举动。
5.察察:洁净。
6.汶(men2门)汶:玷辱。
7.鼓枻(yi4义):打桨。
8.沧浪:水名,汉水的支流,在湖北境内。或谓沧浪为水清澈的样子。"沧浪之水清兮"四句:按这首《沧浪歌》也见于《孟子·离娄上》,二"吾"字皆作"我"字。
  
译文：

屈原遭到了放逐,在沅江边上游荡。他沿江行走吟哦,面容憔悴,模样枯瘦。

渔父见了向他问道:"您不是三闾大夫么?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?"
屈原说:"全社会都肮脏只有我干净,大家都醉了只有我清醒,因此被放逐。"

渔父说:"圣人不死板地对待事物,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。世上的人都肮脏,何不搅混泥水扬起浊波?大家都醉了,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?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,以至让自己落了个放逐的下场?"

屈原说:"我听说: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,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。怎能让清白无比的身体,沾染上污秽不堪的外物?我宁愿跳到湘江里,葬身在江鱼腹中。怎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,蒙上世俗的灰尘呢?"

渔父听了微微一笑,摇起船桨动身离去。唱道:"沧浪之水清又清啊,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;沧浪之水浊又浊啊,可以用来洗我的脚。"便远去了,不再同屈原说话。

【赏析】

　　关于《渔父》的作者，历来说法不一。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，是东汉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《楚辞章旬》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《楚辞》的基础上作注。在《楚辞》中，《渔父》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据此，则认定屈原作《渔父》，又可上推至刘向时。后世认同屈原作《渔父》，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《昭明文选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但此说漏洞颇多。从外证来说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贾列传》中引述《渔父》文字时，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，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在明确指出“《渔父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，又说“楚人思念屈原，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”，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。从内证来说，《渔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”，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，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“莞尔而笑”的渔父。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，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说：“《渔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(《屈原赋今译》)按之作品的实际，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。

　　《渔父》中的人物有两个——屈原和渔父。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，主要通过问答体，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。全文六个自然段，可以分为头、腹、尾三个部分。文章以屈原开头，以渔父结尾，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。

　　在第一部分中，屈原开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、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。时间是在“既放”之后，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；地点是在“江潭”、“泽畔”，从下文“宁赴湘流”四字看来，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、泽畔；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，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。文中以“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、心力交瘁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。

　　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。在这部分中，渔父上场，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。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，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。一问屈原的身份：“子非三闾大夫与?”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(官名)，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，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。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：“何故至于斯?”落魄到这地步，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。由此一问，引出屈原的答话，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。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即自己与众不同，独来独往，不苟合，不妥协。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。针对屈原的自是、自信，渔父提出，应该学习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榜样，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“淈泥扬波”、“餔糟歠酾”，走一条与世浮沉、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。他认为屈原不必要“深思高举”，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，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。渔父是一位隐者，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。老子说：“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(《老子》)庄子说：“虚而委蛇。”(《庄子·应帝王》，后世成语作“虚与委蛇”)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、处世态度，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。他所标举的“圣人”，指的正是老、庄一类人物。儒家的大圣人则说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坚持“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”(《九歌·橘颂》)的高尚人格的屈原，对于渔父的“忠告”当然是格格不入的。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、主张。他以“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”的两个浅近、形象的比喻，说明自己洁身自好、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。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，表明了自己“宁赴湘流”，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：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!”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!”《渔父》中的屈原，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、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。司马迁将《渔父》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，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，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。

　　全文的最后一部分，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。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，渔父“莞尔而笑”，不再答理屈原，兀自唱起“沧浪之水清兮”的歌，“鼓枻而去”。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。屈原不听他的忠告，他不愠不怒，不强人所难，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。他唱的歌，后人称之为《渔父歌》(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《渔父歌》的“古辞”收入)，也《沧浪歌》或《孺子歌》。歌词以“水清”与“水浊”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。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、水浊可以洗脚，大意仍然是上文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”的意思，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。

　　最后这一部分，不见于《史记》屈原本传中。从全篇结构来说，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：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；渔父无言而别、唱歌远去的结尾，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。不少研究者认为《渔父》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。但从全文的描写、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，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、贬抑渔父的意思。《渔父》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，而与此同时，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。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，从文学上溯源，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《渔父》。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，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。

　　《渔父》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。开头写屈原，结尾写渔父，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；中间采用对话体，多用比喻、反问，生动、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。从文体的角度看，在楚辞中，唯有此文、《卜居》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，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。前人说汉赋“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，在文体演变史上，《渔父》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。

　　附带说几句，传统上一般将楚辞作为诗的一种别体——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诗体，《渔父》虽是散文(部分语句也押韵)却又饱含诗意，颇似现代所称的散文诗。所以本文也将《渔父》列入“先秦诗”之中加以评析。　
(陈志明)

南开大学副校长、文学院院长陈洪教授评析

      【主持人】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作这部作品的？

      【陈洪】屈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政治家，他对于社会、对于人生，都有自己一种很美好的看法，而且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，一直在奋斗。他的被流放，实际上是他奋斗遇到了挫折、遇到了失败。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：故国处在一个危机当中、个人的事业处在挫折当中这样一个困厄的境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《渔父》。所以《渔父》表现的是屈原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，和在矛盾面前，自己最终的一个抉择。
      我们可以把渔父理解为真的屈原在泽畔碰到一个老人，可能还是一个打鱼的人，和他有过一番类似的谈话。但是，也可能只是屈原自己把自己内心的矛盾，用一种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了，也就所谓自设问答。这个渔父可能是个虚构的人，他内心里有两面，这两面在他心里形成了一种张力：一面就是社会既然如此，我何苦这么执着呢？我也有能力来适应它。适应它，我的处境就会好起来，至少我不会处在危险的境界里。这是一个声音。可是另一个声音也同时在响，说，我的社会理想、我的政治理想、还有我自己人格的追求，不能够为一时的这种名利，或者是外界的这种诱惑、压力所动摇。我要坚持。那么这两种声音，他把它化为两个形象，就有了渔父和屈原的这番对话。那么这个作品，我们想这样来理解，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       实际上，《渔父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，完全可以和《离骚》对照来读。《离骚》也表现了屈原内心的这种矛盾，不过《渔父》是用另一种更灵活、更生动的方式，集中的体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。它通篇没有最后一个结论。屈原没有说服渔父，渔父也没有说服屈原，最后渔父自己扬长而去。但是我们知道屈原，他在这篇作品里，表现的是一种矛盾的心态，但是他最后用自己的行动作了一个结论——这就自沉于汨罗。当然自沉于汨罗这件事情，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，对于这种具体的行为方式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。但是他自沉于汨罗所表现出来的，对于自己理想的这种珍爱、对于自己这种操守的坚持、对于自己整个人生价值取向的执着——这样一种精神，我想我们今天仍然应该抱着一种十二分的崇敬。

     【主持人】您能进一步谈一下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吗？

     【陈洪】当时的人——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——只要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、有知识的、有头脑的一个读书人，或者说一个世人，或者哪怕是一个一般的人，都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。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，其实何尝不是如此？面临着一种选择，最后自己作出一个和自己的人格有着一种提升意义的最后的决定，我想《渔父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它塑造了一个文化范形。那么这种文化范形的影响是长远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这篇文章很短小，但是写得很生动，特别是它这种自设问答。这种方式在词赋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滥觞之作。

      【主持人】您能谈谈《渔父》对后世留下怎样的影响吗？

      【陈洪】它对后世的影响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就是说，它这里面是两个人物：一个屈原很执着，一个渔父很旷达。可是到后来，对后代的文人发生了影响，这两个形象往往是揉合到一起的。后来人们很多都愿意来谈渔父，实际谈的那个渔父和屈原里的渔父稍有不同：这个《渔父》篇里的渔父，它是作为屈原的一个对面，不是对立面。屈原是要坚持自己的操守，渔父说，不妨随和一些，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，就是说我们可以随环境，自己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，我们适应它。我濯缨也罢、濯足也罢，反正我还是濯了。所以它既有自己的某一种原则和立场、或者行为方式，但是又有一种变动。屈原是执着，他是一种超脱。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种和光同尘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很多文人都写渔父词，或者是塑造渔父的形象，往往是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。面对着一种或者是不理想的，甚至是污浊的、丑恶的社会，那么我要洁身自好。这是一面，这一面和屈原有相似的地方。另一面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、自由的人生境界，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了。一方面有一种高洁的人格和人生境界，另一方面我还要自由，要摆脱社会的一些名钩利锁，或者其它方面的束缚。比如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这个“独钓寒江雪”的画面和里面的这种意味，我们可以体会。它有一个品格高洁，然后是一种自信。再比如他的另一篇《渔翁》：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，这也是渔父撑着船远远的逝去了。可是逝去，它不是带着一种和光同尘的说法逝去，而是带着屈原这种理想逝去。它是一种结合。那么这样一种结合在文学史上、文化史上形成了一种传统。我查了一下《四库全书》，《四库全书》里点击一下“渔父”这个词，出现了2676条。这里面当然不全和屈原的
     《渔父》有关系，有些和《庄子》的《渔父》有关，有些可能就和一般的渔父有关。但是我大致分析一下，至少不下于千条和屈原《渔父》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也就是说，它作为一种文化范形，或者是这里面衍生出来的这种渔父的形象，已经成了一种符号。这个符号就是坚持操守、追求自由这样一种人生的代称。甚至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前几年演的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，一开始的主题曲“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”。为什么要说“渔樵”，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有隐逸的味道，而隐逸又和渔父这个意象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作品虽然很短小，但它却成为文学史上，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文化史上、思想史上的一个经典。
       在《楚辞》里，《渔父》是很特殊的一篇。有两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：一个是《渔父》的作者，一个是《渔父》写于什么样的背景，或者说具体的时间。关于作者，古人大多数都相信《渔父》是屈原自己写的，而今人大多数都认为它不是屈原写的。但是，尽管不是屈原写的，也是和屈原关系很密切的人，比如说他的学生写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对于它的作者最后的认定是不是屈原，总之，和屈原是有关系的，和屈原的思想和经历都很密切，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他在什么时候写的，或者在哪个地方写的。这大致也是两种说法。一种就是在怀王的后期，屈原被流放到汉水流域的时候，在汉水下游的某个地方写的；另一种说法就是到了顷襄王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到了屈原的晚年，在汨罗江附近。“行吟泽畔”写的是洞庭湖湖畔，在这个地方写的。这个作为学术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，要找出真相，但对于我们理解这篇作品没有太大影响，因为它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写的，有一个背景是相同的，就都是屈原被流放，政治上被迫害，个人人生遇到了一种困顿，处在困恶之境下写出来的。

　 　初①，郑武公娶于申② ，日武姜③。生庄公及共叔段④。庄公寤生⑤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⑥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请于武公⑦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⑧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⑨， 虢叔死焉⑩，伦邑唯命⑾。”请京⑿，使居之，谓之“京城大叔”。
　　祭仲曰⒀：“都，城过百雉⒁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，不过参国之一⒂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⒃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⒄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⒅？ 不如早为之所⒆，无使滋蔓。蔓，难图也⒇”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(21)，子姑待之。”
　　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(22)。公于吕曰（23）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（24）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 公曰：“无庸（25）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廪延（26）。子封曰：“可矣。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（27）”，厚将崩。”
　　大叔完聚（28）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（29）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（30）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（31）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“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32），大叔出奔共。
　　遂置姜氏于城颍（34），而誓之日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（35）。”既而悔之。
　　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（36）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（37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未尝君之羲(38)。请以遗之(39)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(40)！”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掘地及泉(41)，遂而相见(42)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(43)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(44)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(45)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    君子曰(46)：“颖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(47)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赐尔类(48)。’其是之谓乎？”
【注释】
　　
(1)初：当初，从前。故事开头时用语。(2)郑武公：春秋时诸侯国郑国(在今河南新郑)国君，姓姬，名掘突，武为谥号。申：诸侯国名，在今河南南阳，姜姓。(3)武姜：武谥郑武公谥号，姜谥娘家姓。(4)庄公：即郑庄公。共(gōng)叔段：共是国名，叔为兄弟排行居后，段是名。(5)窹(wù)生：逆生，倒生，即难产。(6)恶(wù)：不喜欢。(7)亟(qì)：多次屡次。(8)制：郑国邑名，在今河南荥阳县虎牢关。(9)岩邑：险要地城邑。(10)虢(guó)叔：东虢国国君。(11)佗：同“他”。唯命：“唯命是从”地省略。(12)京：郑国邑名，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。(13)祭(zhài)仲：郑国大夫，字足。(14)雉：古时建筑计量单位，长三丈，高一丈。(15)参：同“三”。国：国都。(16)堪：经受得起。(17)焉：哪里。辟：同“避”。(18)何厌之有：有何厌。厌：满足。(19)所：安置，处理。(20)图：课，治。(21)毙：仆倒，倒下去。(22)鄙：边境上得邑。贰于己：同时属于庄公和自己。(23)公子吕：郑国大夫，字子封。(24)若之何：对他怎么办。(25)庸：用。(26)廪延：郑国邑名，在今河南延津北。(27)昵：亲近。(28)完：修缮。聚：积聚。(29)缮：修整。甲：铠甲。兵：武器。具：备齐。卒：步兵。乘(shèng)：兵车。(30)夫人：指武姜。启之：为他打开城门。(31)帅：率领。乘：一车四马为一乘。车一乘配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(32)鄢：郑国邑名，在陵境内.(33)五月辛丑:五月二十三日.古人记日用天干和地支搭配.(34)城颖西北。(35)黄泉：黄土下的泉水。这里指墓穴。(36)颖考叔：郑国大夫。颖谷：郑国邑名，在今河南登封西南。封人：管理边界的官。(37)舍肉：把肉放在旁边不吃。(38)羲：调和五味做成的带汁的肉。(39)遗(wéi)：赠送。(40)繄(yì)：语气助词。没有实义。(41)闕：同“掘”，挖。(42)隧：地道。这里的意思是挖隧道。(43)赋：指作诗。(44)融融：快乐自得的样子。(45)泄泄（yì）：快乐舒畅的样子。(46)君子：作者地托。《左传》作者常用这种方式发表评论。(47)施(yì)：延及，扩展。(48)这两句诗出自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。匮：穷尽。锡：同“赐”，给予。
【译文】
    当初，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妻，叫做武姜；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脚在前倒生下来，使姜氏受了惊吓所以取名叫‘窹生’，武姜因此讨厌庄公。武姜玉爱共叔段，想立他为太子，多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都没有答应。等到庄公当上了郑国国君武姜为共叔段请求把制作为他的封邑。庄又说“制是个险要的城邑，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，如果要别的地方，我都答应。”武姜又为共叔段请求京邑，庄公就计共叔段住在那里，称他为“京城太叔”。
    祭仲说“都城超过了三百丈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。按先王的规定，大的都城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。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，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邑的大小不合法度，违反了先王的制度，这会使您受不了。”庄公回答说；“姜氏要这么做我怎能避开这祸害呢？”祭仲说道：“姜氏有什么可满足呢？不如早些处置共叔段，不让他的势力蔓延。如果蔓延开来，就难对付了。蔓延开的野草都除不掉，更何况是您习卜受宠的兄弟呢？”庄公说‘干多了不仁义的事情，必定会自取灭亡，您暂且等着看吧。”
    不久之后，太叔命令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同时归他管辖。公子吕说‘一个国家不能容纳两个君王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您想把国家交给大叔，就请允许我去事奉他；如果不给，就请陈掉他，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。”庄公说；“用不着，他会自食其果。太叔又把双方共管的边邑收归自己，一直把邑地扩大到了廪延。公子吕说；“可以动手了。他占多了地方就会得到百姓拥护。”庄公说“做事不仁义就不会有人亲近，地方再大也会崩溃。”
    太叔修造城地，聚集百姓，修整铠甲和武器,准备好了步兵和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国都。武姜打算为他打开城门作内应。庄公得知了太叔偷袭的日期，说；“可以动手了！”于是，他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邑。京邑百姓背叛了共叔段，共叔段逃到了鄢地，庄公又攻打鄢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共叔段逃奔去了共国。
    于是庄公把武姜安置到城颖，并向她发誓说：“不到地下黄泉，水远不再见面。”事后，他又后悔这么说。
    考叔当时是颖谷管理疆界的官员，他听说了这件事，就送了些礼物给庄公。庄公请他吃饭，他却把肉放在一旁不吃。庄公问他为什么，颖考叔回答说：“我家中有母亲，我的饭食她都吃过，就是从未吃过君王的肉羹，请允许我拿去送给她。”庄公说“你有母亲可以送东西给她，唯独我没有！”颖考叔说“我冒昧问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他，并说自己很后悔。颖考叔说；“君王何必担忧呢？如果掘地见水，打成地道去见面，谁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？”庄公听从了颖考叔的话，照着做了。庄公进入地道，赋诗说：‘隧道当中，心中快乐融和！”武姜走出隧道，赋诗说；‘隧道之外，心中快乐舒畅！”于是，母子关系又与从前一样了。
    君子说；“颖考叔真是个孝子。爱自己的母亲，还扩大影响了郑庄公。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说‘孝子德行没有穷尽，永久能分给同类。’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！”